陣地戰——關于中華文明復興的葛蘭西式剖析（九）
九、討論：中華文明命運及其影響原因
作者：康曉光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康曉光等著《陣地戰——關于中華文明復興的葛蘭西式剖析》，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二〇一〇年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仲春十九日戊申
耶穌2016年3月27日
1、關于中華文明命運的幾種猜測及其驗證
從19世紀末葉的洋務運動和改進派，到20世紀上半葉的東東方文明論戰，再到20世紀末葉的文明熱，圍繞中華文明的命運，中國的思惟家和政治家支出了舞蹈場地無與倫比的熱情和精神。與此同時，海內學者也不甘寂寞，紛紛參加這場漫長而劇烈的爭論。
可以歸納綜合出四種關于中國傳統終極文明命運的判斷或理論：（1）“華夏中間論”，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傳統終極文明將始終如一地處于主導位置。這一派的焦點理念是個人空間“體”與“用”可以分離，並且“中國之體”具有超出于“用”、獨立于“用”的價值或保存才家教能。例如，張之洞提出的中國文明發展規劃是“中體西用”，[1]即“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2]（2）“歐洲中間論”，中國傳統終極文明將徹底滅亡，取而代之的是歐洲的終極文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歐化目標，一是資本主義化，一是社會主義化。該派的焦點理念是“體”與“用”不成分離，一種文明的“用”掉往了存在的價值，其“體”也將隨之加入歷史舞臺。列文森認為，孔教掉敗了，它最終成為了歷史，只能作為博物館里的陳列品而存在。[3]可是，最無力的論證來自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技術和經濟的形態決定文明的形態，即“存在決定意識”。（3）“中西調和論”，中國現代終極文明將是中西終極文明的混雜物。中國未來的文明是一種“不中不會議室出租西，即中即西”的文明。這種“新文明”，聚會場地也許是一種冷拼盤，也許是一種全新的東西。反應在文明戰略上，中西調和論者的主張是“古為今用，洋為頂用”。中西調和論的晚期代表為嚴復、梁啟超。國平易近黨主導的“中國本位文明論”屬于（左翼）中西調和論。中共主張的“新平易近主主義文明論”屬于（右翼）中西調和論。這一派人數最眾，理論也最為龐雜。（4）“復興論”，中國傳統終極文明將經歷“先衰敗，后復興”的過程。亨廷頓是復興論的代表人物。
借鑒亨廷頓的“二元文明模子”，樹立一個“二維立體”，此中東西文明和終極文明分別占據一個維度；橫軸唆使東西文明現代化的水平，從左到右表現現代化水平逐漸增添；縱軸唆使終極文明外鄉化或歐化的水平，從上到下表現外鄉性慢慢降落，或歐化水平慢慢進步。時間隱含在橫軸之中，從左到右是時間增添的標的目的。借助二維立體，可以對上述四種理論及其預測進行“圖示”。
我們的實證研討表白：（1）“華夏中間論”過于自負，中華之“體”已經發生了變化。（2）“歐洲中間論”過于傲慢，中華之“體”沒有完整消滅。（3）“中西調和論”沒被否認，也永遠無法被否認。（4）“復興論”的預測獲得了證實。[4]
這一檢驗結果，與亨廷頓理論的預測是分歧的，並且亨廷頓理論對此結論也能夠作出公道的解釋。可是，這一結講座場地果顯然與馬克思理論的預測紛歧致，與經濟決定論相沖突。考慮到馬克思瑜伽教室理論的主要性及宏大影響力個人空間，在此有需要對這一嚴重的理論沖突嘗試著作出說明。
2、致命的挑戰：經濟決定論
在《序文》之中，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道理作出了最經典的表述：“人們在本身生涯的社會生產中發生必定的、必定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必定發展教學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聚會場地結構，即有法令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必定的社會意識情勢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涯的生產方法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涯、政治生涯和精力生涯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私密空間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必定階段，便同它們一向在此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令用語）發生牴觸。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情勢變成生產力的枷鎖。那時社會反動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所有的龐年夜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5]
依照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產生于農耕時代的中華傳統文明，在工商時代注定要被裁減，這是因為，經濟基礎發生了巨變，那么根據歷史唯物主義，1對1教學附著于其上的文明也必定隨之改變。[6]可是，中華文明在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式微之后，在二十一世紀卻迎來了復興。于是，問題產生了：為什么中華文明能夠戰勝經濟決定論的魔咒？
3、打破“經濟決定論魔咒瑜伽教室”的邏輯
為什么中華文明能夠戰勝經濟決定論的魔咒？要答覆這一問題，關鍵是要論證，終極文明具有超出技術和經濟變量的自立性。
終極文明之所以具有（某種水平的）獨立于經濟的自立性，大要有這樣幾個緣由：（1）個人和人類社會面對的基礎問題，在人類社會產生之初就存在了，也被人們意識到了，并且作出了答覆。這些問題及其謎底構成了一個社會的終極文明。而基礎問題普通不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或消失，其謎底普通也不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生實質性的變化。（2）家庭、社區、團體等社會化主體是“很是守舊的”。它們的運行邏輯很是成熟並且很瑜伽教室少改變。而這些原初性的、基礎性的文明要素，恰是通過它們世代傳承下來的。是以，平易近族的終極文明往往很是穩定，具有抵御經濟和政治沖擊的才能。（3）這些終極價值，與具體的技術、經濟組織情勢、政治軌制“距離遙遠”，沒有直接的、強烈的聯系，因此也不會“緊隨”后者的變化而變化。（4）即便存在聯系，“舊的”終極文明也紛歧定就會與“新的”東西文明發生沖突。這是因為，技術、經濟組織方法、政治軌制、文明或意識形態，它們的組合方法不是獨一的，即它們之間不存在“逐一對應”關系，而是存在多樣化的組合方法。東方人的歷史經驗所確定的那種組合形式，并不是一切平易近族的獨一選擇。相反，完整能夠存在其他的、加倍有用的組合形式，例如東亞的儒家資本主義。[7]（5）在處于無當局狀態的當當代界上，平易近族國家是最主要的行動主體，平易近族主義的威力不容忽視。平易近族國家為平易近族文明的保存與發展供給了載體，而平易近族主義則為其供給了“集體行動框架”。文明平易近族主義就是平易近族國家保衛本身的終極文明的意識形態。（6）影響終極文明的變量，除了技術和經濟形態，還有“非經濟變量”，包含文明本身的特質、政治軌制特征、東西文明現代化的成效、人為的盡力，以及其他偶爾性原因等等。
4、文明的內涵和組織形態對文明命運舞蹈教室的影響
人們總是把文明看做“因變量”，在文明之外尋找文明演變的“自變量”。其實，文明本身的屬性對文明的命運也有直接的、嚴重的影響，也就是說，文明既是因變量，也是自變量。所以，有需要從文明本身進手，考核文明的自立性或獨立性。
根據文明本身的屬性（內涵和組織形態），可以把社會分為三類：（1）大批教型，其終極文明的載體是一個偉年夜的宗教，擁有長久的歷史、成熟的教義、高度發達並且獨立的組織體系、勝利的財務形式、廣泛的群眾基礎。此類文明的終極文明足以擺脫東西文明的影響而“自行其是”。（2）強勢型，其終極文明很是成熟，並且具有獨立于東西文明的保存潛力。它的自立性較強，雖缺乏以罔顧東西文明而“自行其是”，但擁有復興的潛力。（3）弱勢型，其終極文明很是老練，既舞蹈場地沒有豐富的內涵，也沒有獨立的強無力的組織形態。它高度依賴于東西文明，不難被外來文明異化。
只需一項簡單地觀察，就可以發現存在三種“重要的”終極文明命運類型：（1）“恒定”，終極文明始終不變；（2）“滅亡”，終極文明加入歷史舞臺；（3）“復興”，終極文明經歷式微之后再度復興。
借助亨廷頓理論，可以在“社會類型”、“文明命運類型”、“東西文明現代化”之間樹立某種聯系。具體來說，（教學1）大批教型，由于終極文明的載體是一個偉年夜的宗教，所以無論其東西文明的命運若何（現代化勝利或掉敗），終極文明都會持續存在并占據主導位置。伊斯蘭文明的終極文明即屬于這一類型。（2）強勢型，其終極文明將伴隨東西文明的虛弱而衰敗；假如東西文明現代化始終沒有出現轉機，那么其終極文明將逐漸滅亡；可是，隨著東西文明現代化的勝利，它將會在衰敗之后轉而復興。（3）弱勢型，不論東西文明現代化勝利或掉敗，其終極文明都將歐化。其實，世俗性的終極文明幾乎都被東方文明擊垮了。在東方文明眼前，弱勢文明更是不勝一擊。只要宗教性文明（伊斯蘭文明）和很是偉年夜的文明（孔教文明），才有能夠在東方文明的重壓下免于成為“博物館陳列品”的厄運。
表5：終極文明命運類型
中國的終極文明屬于典範的“強勢型聚會場地終極文明”，沒有獨立而強年夜的組織體系，可是有豐富的內涵、凸起的特質、長久的歷史，並且覆蓋了龐年夜的生齒和遼闊的國土，所以盡管不克不及無視東西文明的變遷，但擁有宏大的復興潛力，一旦時機成熟就會東山復興。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盡力，進進21世紀之時，中國的東西文明現代化獲得了宏大的勝利。這一現實“條件”，使中國傳統終極文明復興的“能夠性”轉變為“現實”。
強調文明相對于經濟的自立性或獨立性，并不料味著否認經濟變量的宏大影響力。否則，亨廷頓的“二元文明模子”就掉往意義了，“倒U字曲線”也不克不及成立，中國外鄉文明復興也無法解釋了。
與馬克思一樣，亨廷頓也關注“文明/經濟”關系。在這方面，他們是分歧的。他們的理論的基礎區別在于：（1）在馬克思的模子中，至多在“長時段”內，經濟原因是獨一的自變量。而在亨廷頓的理論中，經濟原因不是“獨一的”自變量，文明本身的性質、人們的態度、戰教學略和行為、國際環境也是不容忽視的自變量，可是經濟原因依然是一種“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自變量。（2）在馬克思模子中，對于既存的文明來說，經濟發展對它的影響表現為一條單調降落的直線。而在亨廷頓模子中，卻存在多條曲線，既有單調降舞蹈場地落的直線，也有原地踏步的圓圈，還有“倒U字曲線”，等等。（3）在馬克思的理論視域中，沒有“國際原因”。而亨廷頓是在國際視域中討論一國的經濟與文明關系的聚會場地。（4）馬克思通過“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模子”樹立經濟與文明的關系。在亨廷頓理論中，把經濟和文明聯系起來的是個人、群體和平易近族對“認同”的需求。在全球經濟競賽中敗北，導致人們喪掉對本身文明的信念，轉而認同內部文明；而平易近族國家在經濟上的勝利，又使人們重獲對本身文明的信念，回過頭來認同本身的文明。
綜上所述，亨廷頓并不是不重視經濟對文明的影響，更不是主張“意識決定存在”，實際上，他提出了一種與馬克思分歧的經濟決定論。
【參考文獻】
[1] 張之洞的原話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參見：張之洞，《勸學篇》，中州古籍出書社，1998年，第121頁。
[2] 《勸學篇》“外篇·會通第十三”，第161頁。
[3] [美] 列文森，《孔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00年。
[4] 參見：康曉光，《中國歸來》；康曉光、盧憲英，“儒家文明命運實證研討”，2008年，未公開發表。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國民出書社，1972年，第82~83頁。
[6教學場地] 經濟不僅在馬克思的意義上影響終極文明（生產資料的占有者為了本身的好處處心積慮地把持文明），也通過所謂的“物質文明”及其創造的“風行文明”影響終極文明。麥當勞、可口可樂、星巴克、電影（所謂american年夜片）；公寓和別墅、寫字樓、年夜學及校園的生涯方法、城市風格；汽車、電腦、飛機，以及與之相連的生涯方法；風行服裝甚至軍裝……這些樹立在特定的生產方法和經濟發展程度之上的東西，對“他者”（分布活著界共享空間各地的非東方世界的人們）都具有宏大的吸引力和感化力，從而為它們背后的價值觀、科學、技術、軌制、意識形態等等，贏得了聲譽家教，激發了敬慕之情，并使得“他者”自覺地、主動地往尋求這一切。
[7] japan(日本)、韓國、臺灣、噴鼻港和新加坡所獲得的經濟成績，使得“從頭評價儒家在東亞現代性中的腳色，成為一種急切的需求。”（杜維明，《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01年，第204頁。）人們需求對東亞的勝利作出文明和軌制上的解釋。人們意識到這些地區都在漢文明影響之下，在此中儒舞蹈教室學具有強年夜的影響力，儒家的價值取向與該地區的任務倫理和社會態度高度相關，而恰是這種任務倫理和社會態度成為推動該地區經濟發展的積極氣力。這意味著，經歷了現代化的洗禮，儒學可以成為推動現代化的積極氣力。“在比來20年，東亞的許多其他城市、國家和地區私密空間紛紛戲劇性地表現：在儒家傳統和東方式的現代轉化之間，并不存在必定的不相兼容性。晚近以來，工業化了的東亞享用了世界上最敏捷和最耐久的經濟增長。獲得這樣一種增長速率，并非通過復制東亞的儒家遺產，而是通過對內在于儒家傳統中的精力資源進行創造性地轉化。是以，就整個東亞而言，深深植根于兩千五百年歷史的儒家視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飾演了積極的腳色。結果，儒家傳統自己也獲得了復興。”家教（杜維明，《東亞價值與多元現代性》，第209頁。）在20世界80年月，“儒家資本共享會議室主義”成為世界各國的學者、企業家和政治決策者關注的焦點。
責任編輯：葛燦